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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创‖梁漱溟的理想为何注定不能实现?

2017-06-23 那兰 思想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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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1930 年代中国救国之路的一种探索,“乡村建设运动”的失败已是不争的事实,就连梁漱溟自己也承认:“我诚然错了。”当然,与乡村建设截然对立的革命路线获得了梁漱溟无法得到的成功,这是他甘承错误的核心所在。也因此,梁先生在承认错误时,主要否定的是自己忽视了中国的阶级状况,但对伦理本位却仍然坚持,亦即,他对自己提出的“新礼俗”依然力挺。何谓“新礼俗”?孔子之“礼”依然适用于今天这个时代吗?今天是梁漱溟先生去世29周年忌日,特推荐一篇思想酷原创首发文章供您参考(2527字,阅读约需6分钟)。对梁先生的生平和主张感兴趣的朋友,文末还为您推荐了梁漱溟口述史《这个世界会好吗?》,欢迎关注交流、转载、投稿及合作,请联系微信caiyunpeng789或18910623426,为了我们走得更远,请尽快关注这两个号码!探讨更多真问题,欢迎您在淘宝选择店铺搜索“先知书店”。想每天读到同类好文,请关注思想酷


梁漱溟的理想

为何注定不能实现?

思想酷丨原创·首发


美国汉学家艾恺的一本《最后的儒家——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》,迅速让“最后的儒家”成为中国读者定义梁漱溟的标签。许多专业学者对此颇为不满,骂艾恺是“标题党”。艾恺教授只好出来澄清,他的原意并非视梁漱溟为最后一个有儒家思想的人,或最后一个研究儒家思想的人,而是强调在行为方面,梁漱溟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践行儒家君子理想的人。

若从这个角度看,将梁漱溟称为“最后的儒家”,确实恰如其分。

梁漱溟的人生充满传奇。他生于一个书宦世家,少年却受纯西式教育;青年闭门修习学佛学,甚至一度打算出家,却又突然转向儒家,最后以“大儒”身份扬名当世;他年仅24岁就成为北大哲学专业讲师,7年后正名满京华,却断然辞职,投身乡村建设,亲身践行他的儒家理想,一干就是十年;此间,他还参加过革命、办过报纸、宣传过限政,创立过党派,协调过国共两党的冲突……

梁漱溟学问做得好,20出头就写出《究元决疑论》此等佛学专著,蔡元培看过后大为赞赏,请他去北大讲印度哲学。出任北大讲师后,他花四年时间完成巨著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,全力发挥儒家思想,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,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反思,引起巨大反响。

清末以来,国门渐开,中国经历了各种改革的尝试,但均以失败告终,到民国时期,知识分子们终于认识到,中国的根本问题也许在文化层面。于是陈独秀、胡适等人发动新文化运动,试图引进西方思想、改造中国。

梁漱溟也承认中国的问题在文化层面,但他开出的药方却不同,他认为,要解决中国的问题,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!

梁漱溟与北大名教授们

当时,陈独秀和胡适等人以报刊为阵地,宣传西方进步思想,影响力主要波及知识分子群体。此时,另外一群人从底层出发,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,试图通过改造农村、复兴农村、教育农民,进而改造中国。梁漱溟正是这个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之一,他试图将他所坚守的儒家学说带入现实,带入乡村平民中间。

梁漱溟认为,中国当时最大的问题,是占人口比重最大的农民仍处于蒙昧状态。要解决这一问题,就要让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,结合成一股伟大的力量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梁漱溟所践行的乡村建设,既带有启蒙色彩,也兼具儒家的理想主义。

1930年1月,梁漱溟获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支持,在河南开办村治学院,讲授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。然而,不到一年时间,中原大战爆发,韩复榘调任山东省政府主席,村治学院难以为继。征得韩复榘同意,河南村治学院部分迁往山东。1931年3月,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,邹平的乡村建设很快成为全国乡建运动的标杆,被誉为“中国人超越政党而救国的卓越努力”。

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具体要解决哪些问题?他分析,中国农村当时主要面临两大问题,一是由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, 人人各谋其生, 经济关系淡薄, 几无公共组织和社会团体可言; 二是落后的经济生产条件, 导致农民物质生活的匮乏和参政能力的低下。

梁漱溟还据此分析了东西方文明的特点。他认为,西方文明是以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为基点, 极力主张个人权利的扩张,而为维持各种利益的平衡和社会秩序的稳定, 就必然要采取明确规定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形式以保障私权。中国则不然, 由于政治早熟, 很早就形成了伦理本位、崇尚道德义理的文化,在这种文化背景下, 人们隐然以对方为重, 强调自己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, 而无须外部法律规范的强制。

面对两种文明,梁漱溟主张,中国的乡村自治只能走传统的“礼治”之路。通过乡村学校培育乡村自治组织, 由德孚众望之人充任“学长”,“ 学长”以礼俗和义理调和自治机构与乡民之间以及乡民相互之间的纠纷, 上则对自治机构监督和评议,下则对乡民教导与训诫, 以实现和谐共融的礼俗社会。

梁漱溟与邹平14个乡学学长合影

(二排右一为梁漱溟)


梁漱溟的这些主张,今天看来既熟悉又陌生。熟悉在于他的主张以“自治”、“权力监督”为指导,隐然契合了现代民主思想;陌生在于,他抛却法治,却依赖“礼”这个遥远的概念作为治理手段,要实现所谓的“礼俗社会”。这样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?在儒家早已远去的今天,其实我们很难想象。而在那个军阀混战、社会动荡、国外势力无孔不入的年代,梁漱溟倾注大量心血的乡村建设,注定是南柯一梦。这其中有时代的特殊原因,但从根本来说,他开出的药方也不可能根治中国的病。

原因何在?梁漱溟提出的“礼治”,是儒家思想的产物。然而,在儒家思想产生的原初时代,“礼治”之所以可能,在于当时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,以宗法结构基础。当时君王与诸侯之间、诸侯与士大夫之间,本质都是叔伯与子侄、长辈与晚辈的关系,这种背景之下,礼的作用在于“别亲疏,明远近”,亲疏远近弄明白了,权利、义务的分配自然也就明确了,但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,宗法结构必然要逐渐瓦解,“陌生人的大共同体”会成为普遍的社会形态,在这种形态的社会中,“礼”已经远远不足以承担调整社会关系的职能,而只有依赖法律,才能维持社会的有效秩序。

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梅因在其享誉后世的经典著作《古代法》中提出,古代文明尽管形态各异,但都有一个相同的起点,“人们不是被视为一个个人,而是始终被视为一个特定团体的成员”,换句话说,社会的单位是“家族”而非“个人”。这种特征体现在社会关系中,便是权利、义务的分配由人在特定团体中的身份决定。这也能够解释,为什么在一切古代文明中,株连和血亲复仇会极其普遍。

但是,随着社会分工细化、生产力发展,个人必然要逐渐从家族中分离出来,成为政治和法律上的独立单位。同时,纯粹的个人财产也会慢慢出现。以独立身份和独立财产为基础,才能逐渐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权关系,社会才能完成转型。当然,这个过程一般都很漫长,甚至可能达千年之久,但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。梅因把这种趋势概括成一句话,“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,到此处为止,是一个‘从身份到契约’的运动。”这个论断,阐述了人类社会从荒蛮到文明的发展历程,也阐释了人类社会从专制到民主的发展历程。

作为一名“最后的儒家”,光从名称来看,梁漱溟的社会理想就注定不可能实现。但梁漱溟用他一生的实践,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:应该怎样看待传统文化?这个问题不易回答,却是我们每个人都迈不过去的一道坎。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,关乎每一个读书人的命运,也关乎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。

人为什么活着?中国向何处去?

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用生命回答你

梁漱溟晚年口述

梁漱溟研究第一人 艾恺 (美)整理

《这个世界会好吗?》 

梁漱溟口述原音一字未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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